[新聞] 陳嘉銳：回憶與吳清源金庸先生國家隊重聚很開心

看板GO (圍棋)作者zkow (逍遙山水憶秋年)時間1周前 (2025/05/26 23:31)推噓0(0推 0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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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銳：回憶與吳清源金庸先生國家隊重聚很開心　　陳嘉銳：回憶與吳清源金庸先生的故事國家隊重聚很開心　　作者：董吉原　　1987年赴日發展及在港經歷　　1987年那會兒，中國圍棋和日本圍棋的差距非常大。在國家隊時，我們有個口號：要打敗日本九段，不管是誰，贏一盤就了不起了。像陳祖德，他輸給日本九段不知道多少次，但只要贏一盤，就會有慶功會。你可以想像當時中日的差距有多大。　　我們這些年輕棋手，想和日本棋手下盤棋都不容易。基本上，那些老前輩們包攬了去日本比賽或日本代表團來中國比賽的機會，我們年輕棋手，真是下一盤棋都難。　　所以，我去日本的最大目的，是希望能在日本棋壇得到更好的鍛煉和發展，多和日本棋手下棋，提高自己的棋藝水準。其實，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管道或人情關係去日本。當時我在香港剛拿了個世界業餘冠軍，正好有一批關西的業餘棋手來香港旅遊，順便下棋。關西棋院的八段棋手倉橋正藏，擔任他們旅遊團的顧問。　　他們來香港主要是為了與香港圍棋協會的棋友進行交流。當時我也在香港，正好參與了這次活動。我與倉橋進行了一場公開比賽，結果我贏了。賽後，我們一起吃飯，席間我向倉橋表達了感謝，說：“您來香港還給我下了一盤棋，我在香港沒有對手，能與您下上一盤，我感到非常高興。”倉橋回應道：“如果你想下棋，可以來日本，我們隨時歡迎。 ”我以為這只是隨口一說，便回應道：“好啊，我當然希望能去。” 　　然而，交流團中有一位名叫兵頭俊一的業餘棋手，他專門負責這次交流活動。他認為我去日本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並認真對待了這件事。結果，他讓倉橋向關西棋院提出，表示希望我能去日本下棋。這讓我感到意外，因為我原本以為那只是飯桌上的閒聊。　　從那時起，事情就開始有了轉機。那位名叫兵頭俊一的業餘棋手，他所在的團體與職業棋手倉橋有著密切的聯繫。倉橋在關西棋院頗具影響力，這得益於他的家族背景。他的兄弟橋本昌二和關山利夫都是棋界的重要人物，而他們的師傅則是關山利一，他是關西棋院的創始人。關山利一有三個孩子，大兒子關山利夫，還有兩個女兒，一個嫁給了橋本昌二，另一個則嫁給了倉橋。這個家族在關西棋院也頗有勢力。　　後來，經過倉橋先生引導，我正式向關西棋院遞交了申請加入意向書。接著就是定段的問題，關西棋院提出最多可以授予三段，因為吳清源老師當年去日本時也是給三段，我能跟吳老同等待遇已經是“天價”了。但當時我已經是中國七段棋手，很為難。我提出各退一步取其中五段，因82年中國棋院也是給我定了五段。但仍遭到關西棋院一些人的極力反對，最後幾經周折，在吳清源老師的幫助下才定下五段。　　我妻子是香港人，1983年我們結婚後她帶我去了香港。查良鏞先生安排我去那裡工作，一邊教他下棋，一邊工作。查先生與國內棋界的交流頗多，他贊助了新體育杯比賽，也認識不少國內棋手，甚至請了陳祖德去他家裡療養。原本是讓我陪同陳祖德去的，但後來不知為何換了其它人。查先生特意提到，之所以請我，是因為我是廣東人，會說廣東話。　　至於在日本的挑戰，語言文化對我來說並不重要。因為我們下棋的人，不需要說話，也不需要寫字，只要把棋子往棋盤上擺就可以了。擺到最後，贏了就拿錢，輸了就沒了，就這麼簡單。所以對我來說，贏棋才是最關鍵的，不需要什麼關係、文化或語言。當然，和其他人交往時，這些就需要慢慢學了。但就下棋工作而言，那時候還不需要，一心想贏就可以了，沒什麼複雜的。　　我跟金庸先生開始完全不認識，他喜歡圍棋，和國內的一些棋手都很熟。我當時在國內下棋，所以他也知道我這個棋手，當然也知道我是廣東人。　　對我來說，去香港後就成了第一高手。在大陸我是七段，而在香港都是業餘選手。因此，金庸先生讓我教他下棋，我大概每週教他三次。後來，他安排我在報館工作，擔任體育記者。他知道我在國內從事體育工作，與其他運動員和廣東隊的人也很熟悉。所以，有比賽時，他讓我與大陸那邊打交道，這樣比較方便。　　當時我進去時，他給我的工資是3200港幣。這3200港幣包括我擔任體育記者的工資，以及每週教他三次下棋的費用。當時這已經算很多了。後來，我代表香港拿了世界業餘冠軍，他給我加薪到3800港幣。我離開香港時，明報給我的工資是3800港幣。　　當時國內的工資估計在80年代，也就幾十塊人民幣吧？　　與日本棋手三番棋比賽與購房緣由　　對於我這個五段，一些人很不服，所以我一到日本，他們馬上安排一個三番棋對決。　　第一盤棋，我輸給了橫田茂昭五段。那一盤棋我下得挺辛苦的。下完棋後，我站都站不起來，腿都麻了。因為長時間跪在榻榻米上，腿麻得不行，一盤棋下來，加上讀秒，要七八個小時，真是難受。那一回我輸了，他們那些人很高興，說肯定要給我一個3：0，來個下馬威什麼的。　　第二輪我對陣湯川光久六段，幸虧我贏了，那一盤棋贏得還挺順利的，他們就沒話說了。第三盤他們特別緊張，我跟高原週二七段下成細棋。幾個贊助老闆老問那個裁判長宮本直毅，他說這局肯定沒問題，要拿下來，團裡還準備搞了個慶祝會。我還在那裡扣官子，結果我贏了半目，總分我也贏了。後來他們連慶祝會都沒有了。　　這一上來，起碼就是把這關過了。我輸給五段，連贏了六段和七段兩盤，結果是2：1 把他們打敗。他們也沒話說，肯定了我有五段的實力。後來也有一定的對局費，但不高，我記得是下一盤有6萬日元。　　我開始參加日本的正式比賽，比如棋聖名人本因坊的比賽。一開始我還連贏了10盤，這一下子他們都沒話說了。這完全是靠實力。所以說，最後還是要靠實力，不能靠關係。這個就像吳清源當年，就要靠這個氣下十番棋，要不人家都看不起他。你看不起我，我就跟你拼了，不要客氣。連贏了十盤以後，還打進了碁聖戰本賽，最後跟林海峰對上了。　　這是我第一次跟林海峰老師對局，我最終輸了。不過，我已經打出了自己的風格。　　我是從1987年開始下棋的，一直持續到1989年。那一年，我預選決賽輸給了阪田榮男，沒進本因坊迴圈圈。但在91年，我經過努力，終於戰勝了阪田，成功進入迴圈圈。　　我在迴圈圈裡先後戰勝了加藤正夫、大竹英雄、林海峰和今村俊也。最後跟小林光一爭奪挑戰權，結果我輸了。那一年是1991年，我大概36歲，已經升到了七段，連續擊敗了幾位超一流棋手。　　在這一系列的比賽中，我推出了“兩間守角”的下法。這種下法是我在進入迴圈圈時，經過深入研究後下出的一招。當時，這一招讓對手們措手不及，甚至在圍棋報刊上被稱為“陳流”，就像陳祖德的“中國流”一樣。　　我從1991年開始使用這種棋法，效果相當不錯。由於對手往往摸不清我的路數，這給了我很大的機會。雖然那一年我輸給了小林光一，沒能拿到挑戰權，但依然保留了循環賽的資格。第二年，我繼續在循環賽中使用“陳流”，並贏了不少人，包括石田芳夫和大竹英雄，還有山城宏。　　當時我住的地方是租的，房東突然提出要漲租金，而且一下子要漲20%，我覺得太離譜了，跟房東商量，最多只能接受10%的漲幅。最後房東妥協了，只漲了10%，但他心裡很不滿，過了一段時間就想把我趕出去。　　我要是被趕出來，就沒地方住了。其實我租這個房子是靠關係才租到的，因為那時候中國人在日本租房很困難。日本人普遍瞧不起中國人，擔心我們住他們的房子會賴著不走，或者交不起房租。所以很多房東都不願意租給中國人。　　房東要我走，我不得不重新找房子。但找房子還得通過關係，我覺得這樣太麻煩了。其他棋手都沒有這種困擾，就我有這個問題。而且我收入也不低，還要靠關西棋院才能租到房子，實在說不過去。最後我一咬牙，決定乾脆買套房子算了。既然房東不願意租給我，那我就自己買吧。雖然買房是個大決定，但也是無奈之舉。吳清源老師和師母在香港中文大學領取文學博士稱號時合照，左1是陳嘉銳夫人吳清源老師和師母在香港中文大學領取文學博士稱號時合照，左1是陳嘉銳夫人　　八十年代棋手赴日經歷與中日圍棋發展情況　　當我要去日本的時候，金庸先生很樂意為我做擔保人。金庸先生對我說：“你是我們《明報》的職員，而且去日本還有工作和下棋的機會，收入也不成問題。擔保只是簽證的一個手續，實際上什麼都不用做。”他就是這樣說的。　　在80年代，具體來說，我是1987年進入關西棋院的。當時，中日韓之間的圍棋水準差距很大，日本對中國可以說是碾壓性的。後來，我們贏了他們幾個九段，這幾乎讓那些棋手成為了中國的民族英雄。　　你可以想像一下，現在你要換一個像柯潔這樣的頂尖棋手，或者是誰，贏了日本人的比賽，都沒人知道，可想而知，當時贏了日本是多麼的英雄，多麼的厲害啊。這說明了當時中國跟日本的差距太大了。在這麼大的差距下，你把他們的超一流棋手打敗了，那當然是成了英雄人物啊。現在柯潔贏的一百個人都比不上老聶那會兒贏的幾個人，這可想而知。　　我們這一代的棋手，受到文革的影響，從66年到72年棋都不能下了，那幾年是我的黃金年代啊，12歲到18歲這段時間，你不能下棋，那對你以後影響多大？現在他們年輕棋手不存在這個問題啊，所以他們的水準要比較高啊，那也是正常的。　　反正我們那一會兒在日本，有很多中國棋手，主要是臺灣棋手，其實就是當時日本圍棋水準最高，它的比賽制度最完善也很合理，所以我們就在那裡下棋啊，就是要好好在那裡拼搏一下。　　在日本期間，我深切感受到國家榮譽的重要性。當時，一位日本老九段棋手南善已曾問我：“你一個人在日本拼搏，為什麼看不到你的同胞來支持你？”這個問題讓我一時語塞。　　他繼續說：“你看，臺灣和韓國的棋手在日本取得好成績時，他們的家鄉都會大力宣傳。比如趙治勳被稱為韓國的民族英雄，林海峰被臺灣領導人親自接見。而你，似乎孤軍奮戰，既沒有人支持，也沒有人宣傳。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無法直接回答他的疑問。當時中日經濟差距巨大，能出國的人本就稀少，難免會招來一些羡慕和嫉妒恨。但這些話，我也不便對日本人明說。　　我只是簡單地回答他，主要是中日之間的經濟差距太大了，他們也沒有能力來幫助我，所以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或許等中國經濟好起來，情況會有所改善吧。這就是當時的現實。　　何時開始接觸圍棋？　　我最初接觸圍棋是在廣州市寶源中約小學二三年級的時候，那時學校開設了圍棋班，由老師教授。我的父母完全不懂圍棋。正是在小學的圍棋班上，我受到了啟蒙，開始學習圍棋。後來，我曾在廣州市小學生圍棋比賽中獲得第一名，並參加了全國比賽，取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績。廣東棋隊因此吸收了我。其實，我在小學五年級時就進入了廣東隊，但六年級時恰逢文化大革命，隊伍解散了。解散後，我回到學校繼續讀書，進入了廣州32中學，在那裡完成了初中和高中的學業。　　畢業後，學校分配我到廣州市外貿局工作，擔任通訊員，在那裡工作了四個多月。後來，廣東隊再次招募我，於是在1972年底，我重新加入了廣東隊。1973年，國家集訓隊組建，我又進入了國家集訓隊，並最終成為國家隊的一員。就這樣，我在圍棋界摸爬滾打了十多年。　　關於我的段位，1982年定段時是五段。經過兩年的努力，我升到了七段。在去香港之前，我的段位是七段。　　與吳老、查先生的交往及日本棋手生涯與老友相聚　　先說說吳老吧，就是吳清源老師。1986年，他來香港接受中文大學頒發的文學博士學位時，一些老闆拿出紙墨，請吳老為他們題字。吳老欣然應允，寫了不少字。後來，他也主動提出要為我寫一幅字。我原本不敢奢望，但那些老闆們堅持，吳老便也為我寫下了幾個字：“心誠求之，無福不臨。” 　　吳老的意思是，只要心誠，幸福總會到來。他鼓勵我專心下棋，不要分心，心誠則靈。那幾個字“心誠求之，無福不臨”寓意深刻，幸福總會光臨，“臨”就是到來的意思。吳老的境界與我不同，我也不便評論他的性格，畢竟他們的境界比我高。　　我總是非常尊敬他們，他們也給予了我很大的幫助和鼓勵。我覺得他們很會看人。有時候，我介紹一些人給查先生和吳老，他們都不喜歡。我去吳老家時，也總有些業餘的要我帶著他們去，有時候我也很難拒絕，但都被吳老拒絕了。像吳老和查先生，他們能看出一個人的心，能看出這個人是否誠實、是否值得信賴，即使有些人說話再好聽，他們也不會跟你來往。　　現在日本做什麼工作？　　我現在在日本，依然是一名棋手，還在參加比賽。這次我請了一個月的假，跟關西棋院協商好這個月不安排比賽，下個月才開始。所以回到日本後，我還要繼續比賽。　　我們的制度跟國內有點不一樣，比如退休和拿退休金。在日本，65歲就能拿到退休金，但你不退休也可以繼續工作，退休金是政府給的，跟公司沒有直接關係。所以，我從65 歲就開始領取日本政府的退休金。　　我之前還在關西棋院比賽下棋，拿對局費，現在跟以前一樣，65歲前後沒什麼區別。我現在70歲，可以幹到八九十歲也沒問題。就像杉內雅男，他九十歲還在比賽呢。　　對國家圍棋隊成立65周年活動感想？　　堅行也跟我說了，這次他要搞65周年的活動，希望我一定要回來。他說，再不回來，可能就沒機會了。因為成立50周年的時候，我正好比賽忙，沒回來參加，所以他這次特別叮囑我一定要回來。　　我很期待著我們這些老棋手的聚會。所以我早就提前回來了。作為地元人，見到以前的老朋友，真的很高興。我們聊起了以前的那些生活，那些無憂無慮的浪漫、把記憶都找回來了。很多東西都忘了，現在又記回來了。這對腦神經是一次很好的修復，展望未來，對腦回路也有很大的好處。　　這幾天我們過得很開心，只是不知道以後還能不能再聚了。這次能回來，當然要感謝容堅行和東湖棋院。但你們也知道，我和容堅行從小一起學棋，大概10歲左右，在圍棋學校，他就是我的師兄，我們從小就在一起。所以，你要說怎麼感謝，我和容堅行的關係根本不需要說這些。我內心是很感謝他的，但像我們這種兄弟之間的關係，你要說感謝掛在嘴邊，那就太見外了。你要跟你的兄弟說“我很感謝你”，人家聽起來都覺得你這個人是怎麼一回事。在東京獲得世界業餘錦標賽冠軍後，陳嘉銳夫婦與吳清源老師和師母合影在東京獲得世界業餘錦標賽冠軍後，陳嘉銳夫婦與吳清源老師和師母合影　　如果重走人生路~，還選擇日本嗎？　　這個問題，也有很多人問過我，包括我的同學。那我該怎麼回答呢？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　　第一個方面是人生的經歷，我覺得是對的。比如說，你走過的路，你覺得人生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應該是見識到這個世界，增長自己的閱歷。我覺得我並沒有走錯。我去了日本，也到過香港，至少讓我瞭解了日本人的內心和他們的文化。　　第二個方面從財富積累上說。錢財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從這些經歷中獲得了什麼。這些經歷讓我更加開闊了眼界，也讓我對生活有了更深的理解。所以，我覺得這些經歷是非常寶貴的。　　個人人生經歷、財產狀況及日本退休制度與下棋經歷　　人生嘛，總要有經歷。我覺得自己的經歷還算豐富：去過香港，在那裡度過了30歲生日；後來又去了日本，經歷了很多。從人生閱歷的角度來看，我覺得自己達到了相當的高度。　　但從經濟方面來說，情況就大不相同了。日本這幾十年一直在走下坡路，而國內這幾十年卻蒸蒸日上，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我在日本下了三十多年的棋，最後卻什麼也沒得到。反觀國內，那些發展三十年的朋友們，個個家財萬貫，退休金也比我高得多。　　日本的退休制度　　我現在在日本拿的退休金只有10萬日元一個月，折合人民幣才5000塊。而我的師兄弟們在國內，退休金都是1萬到2萬多不等，是我的三四倍甚至五倍。再說房子，我90年代在日本買的房子，現在貶值得厲害，連200萬都不值了。而國內那些擁有好幾套房子的人，他們的財產比我多得多。　　如果單從財產方面考慮，我肯定比不上留在國內的朋友們。但要說選擇人生的道路還是選擇財產，如果財產優先的話，我當初留在國內說不定也能家財萬貫。但我選擇了走出去，經歷了這麼多，這對我來說也是一種獨特的生活體驗。　　關於日本的退休制度，很多人問過我，我也解釋得很清楚。其實，中國的退休制度是借鑒日本的。我剛進入關西棋院時，棋院就像一家公司，為我購買了社會保險。具體來說，他們從我的工資中每月扣除2萬日元，同時棋院也支付2萬日元，總共4萬日元用於社保，也就是所謂的退休保險，在日本被稱為厚生年金。　　我從三十幾歲開始繳納，一直交到六十多歲。現在，我每月能領取10萬日元的退休金。這種屬於有單位的退休保險。另外，還有一種針對個體戶的退休保險，叫做國民年金保險，相當於自由職業者的保險。這種保險的繳納金額是固定的，與收入無關。在日本，如果繳納滿40年，每月可以領取68，500日元。如果繳納時間不足40年，比如30年或20年，領取金額會按比例減少，即68，500日元除以40，再乘以實際繳納年數。　　至於我現在的工作主要是下棋比賽。以前有教學生，現在已經沒了。教小孩下棋並不賺錢，更多是一種普及活動。我沒有徒弟。這與我妻子有關，她不願意讓別人的孩子住在我們家裡。　　教小孩下圍棋，很多都是義務免費去教的。比如像夏令營那種活動，跟國內大不一樣。但在日本，教老頭下棋是賺錢的，比如在區裡的棋會館、棋會所，你去教棋，這些地方是賺錢的。　　我在日本時，不少老闆請過我教棋，那都是以前的事了。他們大多已經去世了。我當時三十幾歲，他們六十歲左右，我現在70歲，他們如果不死就上百歲了。我教過一位會長老闆下棋，直到他100歲。最近還有一位90多歲的，是醫院的理事長那種級別，但他們下棋也只是追求一種樂趣。　　以前在香港，我教查先生下棋。查先生也說我教他下棋，但香港所有人的說法是我陪查先生下棋，而不是教他下棋。比如他們會說：“你又來陪他下棋了，這個星期陪了多少回呀？”所以，在香港，大家都說我陪查先生下棋，而不是教他下棋。這個我也可以理解，畢竟人家是老闆，他付錢，我跟他下棋。在日本也一樣。　　雖然名義上是教他們下棋，但實際上，他們並不要提高棋藝水準，只是隨便玩玩，也不怎麼動腦筋。說得直白點，這其實和陪他們下棋沒什麼兩樣。不過，我們對此也無所謂，就當作是陪他們下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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